遭受校长欺凌
埃斯梅拉达，罗西奥的母亲
我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一个九岁，另一个七岁，后者患有I型糖尿病。我和我的丈夫经历了很多事情，有些是好的，有些则不那么好，但2015年2月25日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因为那是我们生活发生180度转变的一天。我们的小女儿患上了感冒，两天来一直昏昏欲睡、精神不振，这让我们非常惊讶，因为她平时是个非常活跃的孩子。除此之外，她还非常口渴，尿频，尤其是晚上。
我们知道她有些不对劲，于是决定带她去医院。等待她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消息变得漫长而痛苦。在检查并对她进行了血糖监测后，儿科医生看着我们，脸上似乎并不太高兴。当她告诉我们她可能患有1型糖尿病并且需要住院时，我们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我们的小女儿是糖尿病患者吗？永远都是吗？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来阻止这一切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这不可能是真的……
在所有这一切混乱之中，在那一年四月，我们又面临了一个问题：入学。在她发病才两个月后，我不得不为她在我大女儿就读的幼儿教育中心进行预注册，因为九月她将在阿尔赫西拉斯的一所学校开始她的幼儿教育第一年。
鉴于我对女儿在学校将如何得到照顾感到非常担忧，我决定在开学前几个月预约与学校校长会面，但这次会面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那位女士首先对我说的话是，教育直到6岁才强制，并问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女儿上学。这让我无言以对。接着，她补充说，如果我想让她上学，可以去特殊教育中心。听到如此多的胡言乱语，我感到非常困惑，同时也让我本已有的悲伤更加深重。
由于我的无知，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联系阿尔赫西拉斯医院的糖尿病科，询问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孩子在入学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的。在那里，他们让我联系了坎波德直布罗陀教育指导小组的医生，当他得知校长给我的答复后，该校校长勃然大怒，并决定亲自去见他，要求解释。最终，医生设法让我的女儿入学了。
尽管克服了入学过程中的巨大挑战，但我必须说，我的女儿在那所学校就读的三年里，她遭受了“欺凌尽管从一开始，她的幼儿教师就承担了接纳她的责任，但我不得不经常去学校照顾我的女儿，因为校长不允许任何老师或监护人帮助她。这简直是一场折磨。
在我仍然珍藏的许多轶事中，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的老师迟到了，比平时晚了五分钟到学校。这五分钟还没到，校长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学校接我女儿。当我到的时候，老师已经到了，显然只是车出了点问题。
有一天，他们让我去我女儿的班级陪她，因为她的老师要去医院看病，要请假。同样，我记得还有一次，我女儿的班级去农场学校春游，我不得不开自己的车跟着他们的大巴，等他们吃完午饭一个小时后，进去给她注射胰岛素。做完之后，我不得不再次出来，在外面等着，看着老师们和一些师范生在聊天晒太阳，而农场的管理员则在照顾孩子们。
我还可以讲讲我女儿在那所学校就读的三年里发生的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校长很不高兴，因为家长协会主席把安达卢西亚日早餐会的日期改到了我女儿的班级。那位先生好心好意地把早餐时间安排在我女儿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时间，这样她就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早餐了。似乎校长得知此事后，开始对他大喊大叫，并在学校委员会上说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可能，而她确实做到了。
教育指导小组的医生偶尔会来，试图让那个女人回到正轨，但她还是继续胡闹。有一次，医生非常生气，因为校长根本没有想过要为我的女儿准备一个合适的房间来做日常检查：更换导管、注射胰岛素等。我们总是不得不在课堂上，在学生进进出出的厕所里，或者在一个堆满了桌椅、有浓重霉味的小房间里进行。她的隐私从未得到尊重。
问题是，面对这些情况，由于信息不足，我们家长完全无助。目前，我正在准备中学教育指导的公开考试，这让我有机会亲身了解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我女儿本应享有的某些权利。当时，我的无知让我保持沉默，只能哭泣发泄。我为有这样的人感到愤怒。
当我的女儿即将升入小学时，我们搬到了马拉加，在那里她就读于一所新学校，至今我们都对这所学校非常满意。学校尽其所能地“在能力范围内”为她提供帮助，然而，我的女儿仍然缺乏一名能够正确照顾她的助理，因为她才七岁，还无法妥善处理她必须随身携带的胰岛素泵。当我和我丈夫要求学校为我女儿申请支持时，他们回答说她的病情是暂时的，等她长大就不需要了，对此我回应说，这对于国家和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将来我们可以省去这笔援助，但现在我的女儿需要它。
目前我仍在照顾我的女儿，并且在她出现任何并发症时都会去她的学校，我完全理解这一点，因为一个班有26个孩子的老师不可能照顾好我的女儿。然而，事实是，她的导师和其余的教职员工都在尽力帮助她。问题在于人力资源的缺乏。目前，人们提倡“包容性教育”，以应对学生的多样性和困难，但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必须在人力、辅助、物质和教学资源方面进行投资，才能实现高质量和平等的教育。